倾听、对话与学术思想的形成——在2014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上的总结演讲

各位同事，各位同仁，
会议前两天，我接受中央电视台关于"全民读书"的采访，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当初喜欢读书？"仔细琢磨了一下啊，还真没有什么可以上成长励志书的理由。乡下长大的孩子，该上小学了，父母亲就说：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读好喽，就可以进县城穿皮鞋，读不好呢，就得留在农村穿草鞋。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之所以读书，后来又教书和写书，确是生活驱动的偶然性，最初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崇高目标，比如说要构建一个旅游学术思想体系，所以开始了从初级到高级的读书进阶，没有的事。如果说现在有了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的雏形，那也是在后来的研究、实践和领悟中逐渐形成的。"哪本书印象最深刻"？答案是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少平、少安他们的求学经历和生活环境，除了不在同一个地理座标，其它几乎都是一样的。工作以后再读研，跑去南开求学，天津和蚌埠两地往返，常常买不到，也是舍不得买卧铺票，打个小蹦蹦车跑到车站里面随便买一张站票就上车了。那时还没有高铁，车速慢，得十几个小时，就倚靠在座位边上看书，渴了就喝几口灌在瓶子里的白开水，实在累了呢，就钻到座位底下睡会儿。现在想想，那时候确实没有感觉到什么苦和累，读书、学习、考试，怎么可能太轻松呢。加上年轻，扛着扛着就过来了。可是后来书读得多了，特别有一点儿成就，哪怕是阶段性成果的时候，困惑和迷茫反而来了。比如读完研究生，不知天高地厚地弄了二十多万字的学位论文，感觉把饭店管理研究从一个微观带到宏观层面上来了，觉得自己了不起得很。戴上博士帽，把国有饭店转型与变革研究的专著出版，自以为弄透了中国的旅游住宿产业，硬是觉得顾盼自雄啊。还有，一路破格，年纪轻轻的就做了教授，还有其它一些头衔，便总想着书生意气，指点天下。后来发现天下哪是那么容易指点的，一介书生根本就指点不了，别说个人了，就是机构的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潮中也是非常非常渺小。于是开始有意识地阅读，想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对抗"外部世界的支点。看人文社科、文学艺术方面的书，也看霍金的《大设计》和《时间简史》这样的自然科学的方面的科普书。边阅读想像把自己放在一个大的体系中的位置，比如个人之于国家，国家之于地球，地球放到太阳系中，放到银河系中的感觉，比如个人之于时代，之于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之于宇宙和时空，结果就是从理性认同了个体的渺小和百年的短暂。想通了，反而坦然了，给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了。
想通了，也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努力的方向了，按说可以心无旁骛地做自己的旅游理论研究了吧。后来发现还是不行，还是有困惑，总觉得定力不够，会被别的东西拉过去。我喜欢写写随笔，是当作学术笔记和心情记录的综合体来写的，很多时下和身边的人事，一般过个五年左右才会公开。2013年春天，写了一篇，《塞上牛羊空许约》——也是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一章的名字，写大侠萧峰和小阿朱的故事。为什么写这么一个题目呢？是因为自己曾经有机会可以去那个地方，不是去放羊，而是去工作，去担任一定级别的领导。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放弃了，可是大家能够从这个题目感觉出来我还是有所留恋的嘛，觉得那个官位对自己挺不错的，能够领导一百多万人做事情，总比写文章的影响大得多，特别是直接得多。后来还有一些业界的机会，虽然放弃了，也毕竟有过心动的。这么纠结地想来想去，可能跟自己的修炼还不够有关系。
那么又为什么修炼不够呢？回想一下半生走过的道路，上大学、读硕士、读博士、做教员、写论文、出专著、评教授、做博导，以及做学官，自以为算是努力的，也出了数百万字所谓的学术成果，尽心尽力地履行好每一份职责，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可是只停留在"付出—回报"的学术成果交换的层面上不行啊！在学术市场上，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却找不到最终的信仰。无论是个体，还是学术共同体，如果找不到这个最终信仰的话，困惑就会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发表一篇论文就想学术界怎么评价，做完一个项目就想政府怎么评价，还有如何与富甲天下的企业家对话？老想着外界给自己定位，困惑就会一直在那里。
刚才看了一个微信，说2013年生物学诺奖的获得者谢克曼批判三大学术期刊误导年轻人，让大家忘记了发表论文的初衷是什么。有人反驳他，你当初不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又怎么评上诺奖呢？现在这么说，不是过河拆桥吗？我想谢克曼教授不是这个意思，他的很多话既是对青年学人说的，更多则是对不需要为世俗的功名利禄而奋斗的过来人来说的。孔子说，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再往后才能随心所欲而又不坏了规则。什么年龄段做什么年龄段的事情，都是教授、博导，功成名就了，还与年轻人比着多发几篇论文，不是不可以，可是否还要多承担一些批判和非功利的学术思想建构的事情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问题来了，被别人逼着往前走的时候，累是累些，可心里轻松啊！既然有一个给定的清晰的奋斗目标，不需要你去想为什么的问题，甚至也不需要去想如何做的问题，只需要沿着既定的路子往前走就可以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建构了一套完整的读书人成长体系，先是诚心、正意，就是心态要好，建立绝对忠诚的信仰，然后就顺了，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这么一条路子下来，很清晰。如果走到半道上走不下去了呢，没关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大不了还有老庄呢。总之，士子不需要去思考既定路径之外的可能，并且也习惯了沿着既定的路子往前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么走也不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离开既定环境的选择压力的。俗话说，宁动三江水，莫动和尚心。你动完了，又无法不给他一个新的道路，不是很折磨人嘛！
我们再看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学术和思想体系，它有一个纯粹理念的东西在里面，引导伦理、文化和科学的往前走，在日常生活中则是宗教在起作用。具体到旅游学术研究，也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发育和成长的，从一开始学者的位置就是确定好的，付出和努力也是沿着既定方向展开的。我们的学术环境则是在行走的过程中不断修正方向，在达到了相当阶段的成就时再转头寻找思想的支撑。只有找到这个支撑，才可以让我们在志得意满时不至于忘形，才可以让我们在挫折和落魄时能够抗衡外面的世界，并让自己保持必要的学术尊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去年组织的酒店管理专业教学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教育的责任与大学的尊严"的主题演讲，也是想为这个支撑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说实话，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个体的学习、探索和领悟，也需要前人的引领。2006到2010的四年，我兼任了中瑞酒店管理学院院长，并且执著地做着一个大学校长的梦想，曾经读了很多包括古今中外著名教育家的传记，比如张伯苓先生、傅斯年先生、竺可桢先生等，都是自己教育思想的启蒙者。履新中国旅游研究院，我看了两个人的传记，田家英和陈国雷，虽然都有些悲情，但他们可以告诉自己学术服务社会的多种可能，还有纯粹学术的局限和突破的可能性。
各们同事，各位同仁，
按照士大夫的传统，"立功、立言、立德"是君子毕生的追求，也是层级逐渐提升的过程。学者们写出优秀的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固然要点赞，能够引领学术发展的方向，为具体的学术成果提供原创性的学术思想更是当代学者群体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旅游科学年会的主题和研讨日程都是学术共同体费了很多心血系统设计的，比如"国家旅游思想的形成"这个主题，就有着非常现实的时代背景。任何实践都是特定思想和理论推动的实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展旅游，是为了换取外汇，所以要发展入境旅游。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还不完全具备接待海外游客的条件，就走了"政府主导、适度超前"的发展模式。1993年，为了应对市场疲软，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我们提出要发展国内旅游。当然，国内旅游市场的真正形成则是以1999年第一个"国庆黄金周"为标志的。在做出了"我国旅游经济已经进入了大众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理论判断之后，2009年底，国务院出台文件，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两大战略目标。现实的问题是，随着出境旅游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巨大逆差持续扩大。政府和老百姓就要问：都逆差了，为什么还要发展旅游？这是一个旅游发展理论问题，也是学术思想问题。继旅游学科建设、学术成果建设、学术共同体建设、青年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专业能力等年度主题之后，今年提出学术思想的主题，是因为没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学者会困惑，产业发展也有迷茫啊！
回到学术自身，我们都是搞科学研究和理念建设工作的，经常要加班加点地码字。送给大家的关于城市的第一本国民旅游讲稿，多是在差旅途中的飞机上、汽车上和夜半人静的书斋里写就的。最怕黎明前的那一段时间，四周一片安宁，在烟雾缭绕中对着满屏的文字，那个终极的追问就不期而至：这些文字，甚至自己的工作究竟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发展国民旅游？一百年，一千年，还有更为久远的未来，旅游又是什么样子？这些追问广泛涉及到旅游发展理论、旅游科学、旅游伦理和科学哲学等领域，我希望在思考时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当代旅游发展理论可能要优先于旅游基础理论。对于绝大多数的学者而言，还是应当从现实问题出发，经由理论形成学术思想。做学问讲境界，而境界则是特定阶段之后的自我超越。弘一法师，以"入世心做出世事"的大思想家，他拥有傲世的才情，历经了万丈红尘的繁华，然后放弃的。如果没有开始的"得"，就不会有后面的"舍"，也不可能真正的思想的超越。
在我们的每个人的学术生涯中，迷茫和困惑是始终相伴的，一个困惑解决了，新的困惑又来了；一个迷茫过去了，新的迷茫又在前方等自己。既然困惑和迷茫是学术思想形成的无法消除的伴生物，我们就得要与其长期相处，并尝试着走出书斋，努力倾听市场和业界的声音，并保持着对话的姿态。现在的问题是，学术界在这儿，产业界在那儿，政府在边上，互相之间不搭界，这样下去理论和实践都会出问题，至少没有办法创新和突破。特别是当代旅游学术共同体，年纪轻轻的就"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不知道旅游市场的最新动态，不去听旅游业界在说些什么，自顾自地复制一代又一代传统学者的成长道路，这怎么行？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习惯说不停地说，却很少会停下来倾听和思考。国家旅游市场发展和产业创新的实践正在为学术界建造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实验室，既可以观察到最原始的客栈，也可以观察到最奢华的酒店；既可以观察到最前沿的移动通讯技术在旅行中的应用，也可以看到最原始的商业模式；既可以看到中央政府有序推进的制度变革，又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地方的自发创新。在实践演化的进程中，我们也不能只满足于做理性的旁观者，还要真实地走到市场主体中间去，理论探索也好，思想形成也罢，都需要学者与行政和商业创新者进行情感共振。事实上，创业和创新者背后的压力是我们这些拿着财政经费做科研增量的教授们体会不到的。在研究院我常与同事们说要有学术危机感，很大程度上不是怕别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同行发表的论文比我们多，而是怕听不懂业界的话语。听不懂，就没有办法对话，没有对话，怎么去引领呢？
学术与实践之间，大体上包括服务、同行、引领三种不同阶段的互动关系。没有服务，走不到一起，但是只有服务则不可能有大格局。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感觉创业正在照耀旅游的星空，于是就走到年轻人中间，告诉他们，我愿意永远与创业者在一起。我还会告诉他们，创业这个方向是对的。客观地讲，企业家不需要学者告诉他们怎么赚钱——他们肯定比学者更知道如何赚钱，他们最需要的是在起步阶段有人同行，在发展阶段有自己的思想代言人，甚至政治利益的代言人。这是学术界与业界关系互动的本质之所在，至于市场调查、决策研究、财务会计、人力资源等具体的实践提升，会有商业性的咨询和顾问公司为他们服务的。有人说戴院长你现在是高大上，接触的都是大集团，大老板，他们知道你，也愿意听你讲话，我在三四线小城市接触不到这些人物，怎么办呢？我也是从安徽的三线城市走过来的，也曾经和大家有过同样的困惑。能够分享的是，在成长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的人对话。比如刚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马上跑去首旅、开元、携程，去与段强、陈妙玲、梁建章对话，不现实嘛！校园和小区周边有没有如家、七天这样的经济型酒店，有没有旅行社的门市店？如果有，就去那里，与同样年轻，同样处于事业起步期的业者对话吧，并努力倾听他们最真实的声音。跟你们一起成长的过程中，你会给他们成长的信心和勇气，会给他们具体的商业思路，也可能到了一定阶段成为他们的代言人，自己也会获得科学研究的第一手信息和数据，并逐渐提炼出旅游发展理论和学术思想。现在的问题是，企业家已经提出了"让老百姓的旅行生活充满阳光"、"旅游梦、中国梦"等产业发展理念的时候，我们还在为所谓的国际学术范式而只与书本对话，这怎么行哟！
倾听和对话的对象还包括政府。现在很多地方的政府领导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也都是硕士、博士毕业，加上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组织系统的培养，对旅游业是有感觉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表象就去批评他们这个太土了，那个太急功近利了，换作学者，可能做得还要土，还要急功近利，因为在那个位置上，得受自然、历史、文化和体制的约束，没法子超脱。不是说对政府不能批评，也不是说政府都是对的，而是说单纯从既有理论出发的批评不可能真正推动实践的进步。只有在倾听、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与政府相向而行，才有可能让旅游发展理论在实践中开花结果。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只有规划和咨询，也包括对新现象的分析和判断，从而发现主流价值和新时期的前行方向。当代旅游发展的市场基础是什么？是旅游已经进入了老百姓常态化的生活选项，是游客已经进入了目的地居民常态化的生活空间。在这一背景下，旅游发展的指导思想就不能仅仅是创汇和经济增长，而是要从旅游权利出发，让更多的国民参与到旅游进程中来，并能够享受更高的生活品质。这个理论创新完全是从我国当代旅游发展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又进一步应用到相关的制度创新实践中去。如果没有旅游权利做支撑，《旅游法》很可能就会成为没有理念支撑的部门法，也没有办法与国际同行对话。在此，也感谢《旅游学刊》的吴巧红主编把我篇没有数学公式的论文的论文给发表了，希望将来它能够成为旅游学术理论创新与实践互动的经典个案。还有一篇关于出境旅游政策选择的论文，也是一边形成理论，一边服务国家旅游发展战略。在旅游服务贸易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不能说出境税就不能征，但是在学术研讨和政策建议的过程中，技术层面的方法和数据固然重要，但是理念和理论更为重要，否则我们就在小圈子里打转转。我们应当，也可以站在世界旅游的高度，推动签证、税收、航权、通关、领事保护等综合性的政策设计，推动主客之间的共享与包容，让人类在大地上更加自由、更有尊严地行走。说实话，这并不比做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更容易。比如出境游客的领事保护问题，刚提出的时候，外交部门的同志说不可能，现在领事保护的人手实在有限的。后来通过多种渠道做工作，主要是大环境在变化，大家开始接受了这个理念，有了理念的认同，实践的到位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当然，从思想到理论，再到政策和实践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思想的渗透绝不像行政行为立即见效，但是实践一旦着了思想的道，就再也离不开了，最后则会变成信仰。
在当代旅游发展理论和学术思想的发育和建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持续地与国际同行对话。可以就研究方法进行对话，可以就研究对象对话，更可以就学术思想对话。大家有很多机会出去做学术交流和专题研讨，有时候会代表国家和产业去做学术演讲。作为学者，我们有机会与教授、企业家、部长、总统和国际媒体广泛地交流，希望大家能够有意识地传播当代中国旅游发展理论和学术思想。当然，无论是发展理论还是学术思想，都还没有完全成型，比如为什么发展旅游、依靠什么发展旅游，发展旅游重点做些什么，这些基本理论问题都还没有定型的答案。最终还是得依赖国家旅游产业的实践演化，得靠学术共同体在倾听的过程中，经由通过对话进行自觉的理论抽象，一边转化为学术共同体认可的学术成果，一边凝结成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学术思想。当我们不仅有学术成果，还有成体系的学术思想和信仰的时候，良性的政学和商学互动关系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你有你的权力和财富，我有我的思想，才可以在技术层面服务，在理念层面上对话和引领。
各位同事，各位同仁，
经由学术思想而建构信仰，进而"抵抗"外界的威权和诱惑，以及自身的迷茫和困惑，今天只是破一个题。我知道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就能解决这么宏大的问题，可是我也知道如果提不出问题，就永远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我心目中的学术思想应该是孔子所说的那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有了如此的自信，旅游学术研究才真 正进入淡定、从容、坦然自若的境界。
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作者：戴斌）